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品格，是在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基础上对时代重任的强烈历史担当，以及自觉能动地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总能审时度势，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掌握事业发展的主动，展现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愿望，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主动担当历史使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为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担当历史使命、抓住历史机遇、创造历史伟业。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放下被围追堵截十年之久的阶级仇恨，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主动倡导并推动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早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倡导者、最坚定的推动者。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后仅两天，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8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国人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宣言提出“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的响亮口号，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共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进一步指出，必须联合“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毛泽东同志在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包括各种政治势力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如专门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文件，逐步开展了对长江流域哥老会群众的争取工作，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国民党对日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主动调整和转变抗日策略，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进而联蒋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将国民党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直接反对蒋介石的口号；8月25日，毛泽东同志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并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鲜明态度。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合作的条件，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国民党内抗战派的赞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
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为以高度的自信保持定力、坚持走自己的路、走正确的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矛盾变化、民族斗争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制定和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积极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积极发挥抗日战争中流砥柱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但由于国共两党存在着阶级属性、政治目标、军事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战役指导上也有质的区别。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就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自拥有政权和军队、且不存在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具有广泛民族性和曲折复杂性，既表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也暴露了其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党中央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无论何时，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旗帜始终是最鲜明的，抗日的态度始终是最坚决的，抗日的行动始终是最积极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担民族救亡重任、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希望的主动作为，使我们党不仅能够广泛充分地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日洪流，还能够持续加强组织建设，大量培养干部和发展党员，主动开展群众工作，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坚持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作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正确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强调，“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同时明确“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全会指出，为了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开始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独立制定政策和战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正确借鉴苏联经验、理性对待共产国际指示，根据中国革命的规律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使我们党日益走向成熟，更加坚强有力地担负起引领民族前进的重任。
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风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充满着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高度清醒，在形势变化的关键时刻及时调整斗争策略，团结一切最广泛力量，调动所有积极因素，不仅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引领着斗争方向，还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灵活运用斗争与团结、攻与守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善用辩证法，巧妙处理各种复杂矛盾。毛泽东同志强调“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因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中国共产党积极同国民党蓄意宣扬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展开论战，对各种假三民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阐释清楚，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及时提出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积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创造性形成一系列斗争策略原则。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斗争策略，确保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能够灵活地处理统一战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指出：“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反对顽固势力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斗争过程中正确认识斗争规律、科学总结斗争经验、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根据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进行战争技术改良与升级，灵活运用“破袭战”“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术战法，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安全格局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批准号：24AKS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晓哲 苗青分别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