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时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山西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主战场之一，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三大主力师所在地，是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党领导山西抗战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山西的成功实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护对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山西抗战局面的开创和发展，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和始终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的。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东征山西，转战七十余天。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东征红军主动回师陕北，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同志将亲笔信委托红军东征中被俘的一名晋军团长返回太原时转交阎锡山，还派彭雪枫作为中共和红军的代表，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绥远面见傅作义，一方面争取联合抗日，一方面请傅作义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要对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强调“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急需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推动下，经过彭雪枫与阎锡山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
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成立，但由于阎锡山及其周围反动势力的控制和影响，牺盟会成立不久，工作便陷入停顿状态。同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接办和改组牺盟会，运用官办组织的合法形式，实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此后，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爱国青年涌向山西，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最大、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部署问题，提议合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实施战地全民动员和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谈判，1937年9月20日，战动总会正式成立。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战动总会是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八路军派出代表以公开的身份参与领导，双方形成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在当时还是全国第一例。战动总会在晋察绥广大地区担负起动员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任。
抗战初期，阎锡山的旧军在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攻下节节失利。1937年8月1日，第一支新军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组成。山西新军由阎锡山派人担任军事主官，但政治委员和各级政治工作干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的，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八路军派来的干部，因此这支部队完全不同于阎锡山的旧军，它实行的是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是部队的“最高首长”，“遇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这样就使山西新军实际上成为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一支部队。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针对山西旧政权在日军进攻面前已经或正在迅速崩溃的严重情况，及时要求八路军和各地党组织，积极建立或改造当地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山西各地党组织通过公开合法的统战组织，运用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对旧政权进行改造，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新政权。
党对发动山西抗战的战略部署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山西抗战在战略上精心谋划、精密部署。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具体领导、开创了山西全面抗战局面。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制定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八九月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前线，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冀、察、绥四省交界地区，向沿平绥路西进和沿平汉路南进之敌实行侧后的游击战，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协同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但当八路军按照既定部署向山西开进时，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红军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陷入被动地位。随即，毛泽东提出在山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意见，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共产党领导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立即部署八路军敌后分兵，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全力创建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部署领导下，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八路军出师抗日的立足地、实行和坚持华北抗战的出发地。以山西为中心，八路军实施三次大规模战略展开，形成决定华北抗战发展趋势胜利方向的战略布局。
第一次战略展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展开于晋东北五台山区、晋西北管涔山区、晋东南太行太岳山区、晋西南吕梁山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对内，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对外，依托山西扩展华北。
第二次战略展开，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与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各抽出主力一部，依托山西向冀东、冀南、冀鲁豫边、冀热察、绥远大青山挺进，将最初创建的各山区抗日战略支点与新开辟的抗日基地连成一片，扩展成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第三次战略展开，在“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八路军三大师主力挺进冀中、冀南，挺进山东鲁西、泰西、鲁南地区，挺进冀鲁豫边区发展直南、豫北和鲁西南抗日局面，以巩固平原根据地，坚持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华北，逐步形成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五千余万人。
党领导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山西的开展
八路军挺进山西后，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以伏击战术首战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10月上旬，忻口战役打响。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主力在雁门关以南之黑石头沟地区两次伏击日军，歼敌五百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作战。特别是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飞机场，歼敌一百余人，毁敌飞机二十四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
从1937年9月下旬首战平型关，到11月上旬挺进山西后的四十多天里，八路军以配合正面战场为主要作战任务，以游击战为主要歼敌手段，先后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歼灭日军一点一万余人，不仅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促成了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形成，而且锻炼和发展壮大了自己，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准备。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战区反攻太原，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日军的后方交通，配合国民党军向太原进攻。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正太铁路、邯长公路上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日军一千八百余人。4月初，日军纠集三万余重兵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举围攻。在这次反围攻作战中，八路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急袭日军，歼敌两千二百余人，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各路敌军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至27日，敌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和进攻的主要对象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日本加紧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另一方面，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囚笼政策”, 利用重要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集中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万兵力，对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到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点五万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点八万余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
1941年以后，日军对根据地发动更加残酷的大规模“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山西各根据地军民在一次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1941年10月，日军出动七千余人兵力“扫荡”太行区，敌以“反转电击”战术猛袭八路军黎城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部展开殊死的保卫战，与敌激战数日，歼敌一千三百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1943年10月，日军“扫荡”太岳区，为推广所谓“铁滚式阵地新战法”，从各地调集包括旅团长和联队长在内的各级军官组成华北“战地观战团”随“扫荡”部队“观战”。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设伏洪洞县韩略村，一举歼灭“战地观战团”军官一百二十余人及护送部队六十余人。
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打开了人民战争的广阔历史舞台。在极其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民兵、自卫队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2年11月至1945年4月，八万余沁源军民对深入根据地腹心区的日军展开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战，实行“群众大搬家”转移进山庄窝铺，给敌造成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破敌交通线，围困敌据点，终于赢得了胜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由于日军的不断“扫荡”与“蚕食”，根据地面积严重缩小，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动员起来，开展了“挤敌人”斗争，使日军据点周围成了“无人区”，完全陷入孤立状态，日军在补给断绝的情况下，难以坚持，不得不狼狈而逃。从1943年到1944年8月，根据地军民共“挤”掉敌据点一百二十八个，收复村庄两千六百八十五个，解放人口三十六点四五万，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再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自1937年7月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以山西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六万余次，歼灭日伪军总计六十六万人，占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歼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人的百分之三十九。其中，仅在山西境内由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进行的七十次著名战役、战斗，就歼灭日军近七万人，占侵略华北日军总数二十二万人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大量歼灭、牵制、消耗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撑起华北持久抗战的局面。
党领导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贯彻和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取得胜利的坚强阵地。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领导山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建设，为战胜严重困难、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的重要原则。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发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民主选举运动，使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建设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而焕发出极大的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使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繁荣的崭新面貌。
党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加强军队建设，主要措施是：第一，加强正规部队的建设，包括军队的整编、兵员的补充扩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这重点是指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及其组织的游击支队和山西新军；第二，在1937年冬和1938年上半年各根据地已先后建立起的军区、军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级军事领导机构，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第三，大力武装民众，加强自卫队和民兵、青抗先的建设。
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就进行了独立自主生产制造武器装备的军工实践。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在五台建立修械所，主要修配枪械，制造刺刀和少量步枪、手枪，之后建立多个修械所，实现枪械、弹药、子弹的全流程生产，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军工体系。晋绥根据地的军工事业是在第一二○师挺进晋西北时成立的前线修械所基础上创建起来，之后又建立了师后方供给部修械所、山西新军工卫旅武器修造厂、晋绥军区后勤部修械所等，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军工生产能力。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工事业在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先修后造，由仿到造，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起来。主要有黎城黄崖洞军工部一所、平顺西安里军工部二所、辽县（现为山西省左权县）高峪军工部三所等，其中以黄崖洞兵工厂规模最大，有机器设备四十多部、工人七百多人，生产最多时，月产步枪四百三十支、掷弹筒两百门、炮弹三千多发。
党高度重视根据地金融事业，通过建立独立金融体系、发行货币、打击高利贷等措施，为敌后抗战提供金融保障。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五台正式成立。在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银行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稳定金融，推进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在晋西北，成立了兴县农民银行。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币。1942年西北农民银行与西北贸易总局合并，统一资金和物资调度。在晋冀豫区，1938年8月，牺盟会及山西第三、第五行政公署在沁县成立上党银号。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成立，发行冀南币，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撑。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要发动农民进行抗战，就必须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机关，部队战士和学校学生都积极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减轻了人民负担。党领导的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对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整风运动是自1942年2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举措。经过整风运动，山西各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和掌握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山西党组织也得到了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西党员人数由抗战爆发前的不足四百人发展到十五万人，有地委二十个，县委一百一十一个。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党领导山西抗战的壮阔历史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充分展现了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观照现实，以奋斗开创未来。我们要从伟大抗战精神和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
来源：《前进》杂志2025年第8期